本月中，於傳道廳將舉行翻譯會議。本部海外部翻譯課三濱成太及松田純三課員前往台灣，與台灣方面的翻譯委員一起就新出版書籍開會進行討論。
中文翻譯委員約由7~10人組成，負責檢討以中文刊行之書籍、刊物等文字內容。包括三原典的中譯、天理教用語的中譯，以及別席、誓詞的官方中譯、教典教祖傳用語的表現等，都是在翻譯會議中決定。翻譯委員所身兼的責任，可說相當重大。
翻譯會議地點有時在台灣，有時在原地舉行。每次開會約3~5天不等，就特定一至兩個主題進行討論。會議前刊物負責人會將稿件寄給各委員事先過目，以利會議的進行。時間充足時可以就刊物的一字一句進行討論；若刊物內容分量多(如書籍)，則挑出重點供大家提供意見並彙整。
翻譯課出版之書籍並非皆需交由翻譯會議討論。如今年三月出版的「祈願與護理」及「幸福的種子
續集」，由兩位以上的翻譯者進行確認以後即行出版。但像「天理教教典」、「稿本 天理教教祖傳逸話篇」等準原典，在改訂時一定要經過翻譯會議討論。其中如至今尚未翻譯過的「御指圖」，於正式印刷前也必須經過翻譯會議討論。
美國知名哲學家奎恩(Willard Van Orman
Quine，1908～2000)曾經提出過「翻譯不可能」的理論。簡單來說，我們絕不可能把一種語言完完全全翻譯成另一種語言。不論是中文到英文、英文到日文，或是電腦語言到人類語言、文言文翻成白話文、貓狗等動物語言進行人為的解釋等，都不可能做到100%。
每種語言成立的條件不同。貓狗有貓狗的世界，古人如三國志的張飛關羽、湯姆歷險記的馬克吐溫，都生長在跟我們不同的時代背景裡。他們的世界與21世紀的我們不同，他們所認識的世界也跟我們不一樣。當我們試圖翻譯不同時代、不同語言的書籍到現代時，無法避免必須用現代人習慣的語法重新進行詮釋。詮釋的過程便會產生一些「失真」的情況。
有些外文書對不熟悉原文的人來說相當精彩，但熟悉該語言、已讀過原文的人卻覺得亂七八糟。以音樂來說，作曲者在創作時有自己一番心意，但交給不同歌手唱的時候，往往會帶給人完全不同的感受。有些歌手可以把原本被認為平凡的曲子演唱得非常動聽；相反的，也有歌手把好曲子唱得平凡。
在海外部翻譯課從事聖勞進入已超過三年，我深深感到翻譯者的責任重大。除了語言能力以外，本身的信仰心是不是足夠將父母神言準確地翻譯出來，我想不只是我，任何從事翻譯工作的前輩心中都不斷抱著同樣的疑問。為了不讓教友得到錯誤的訊息，在翻譯的時候必須時時自我警惕：「這樣翻妥當嗎？」、「有沒有更好的句子？」並且與其他人討論，互相尋找最能傳達教義的表達方式。我想，這就是翻譯會議的意義。
期待有一天，華語圏的天理教友們也可以像基督教徒、佛教徒一樣，不用學習外文就有看都看不完的書可以自由選擇。
戰後台灣的天理教，至今不到50年歷史。因為起步的晚，必須加倍努力。
謝 2015/09/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