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親長年在外到處在幫傭。那時三濱先生來台灣，住在仁愛路專門租給外僑的房子。三濱太太已生了三個孩子，後來又生了第四胎(治郎)。傳道廳原本已有幫傭，可能是幫傭要離開，於是找母親進來。時間差不多是民國61~62年。當時與三濱先生之間純粹是雇主與幫傭的關係。
母親看三濱夫婦每天早晚拜拜感到好奇。看久了覺得好玩，就跟三濱太太說想學。她學手舞，樂器學古箏。
我當時還在花蓮念書。高三那裡，有一次母親回來住在朋友家。我去了，只見到母親一個人在比手舞，跟人說：「我現在煮飯的地方大家都在跳這個。」日後聽三濱太太說，母親工作空檔就很認真練習。
我當時還在花蓮念書。高三那裡，有一次母親回來住在朋友家。我去了，只見到母親一個人在比手舞，跟人說：「我現在煮飯的地方大家都在跳這個。」日後聽三濱太太說，母親工作空檔就很認真練習。
我因大學沒考上，到台北補習，借住在台北親戚家。但補習沒多久，10月底有一天咳嗽時咳出血來。我很緊張，趕緊打電話給母親，母親帶我到開封街找一位名醫。醫生說是支氣管擴張症，必須開刀。
住院結束後仍需要休息，母親便問三濱先生能不能讓我住傳道廳方便照顧，並得到同意。三濱先生跟母親說，能出院是父母神保祐。住院期間三濱先生也有來醫院神授。
住進傳道廳後，三濱夫人很照顧我。日本人雖然不吃內臟，但她仍會買豬肝豬心等給我補身體，若是回日本也會為我帶禮物回來。
我進入傳道廳休養，心想回報，於是留下來服務一年。但在傳道廳生活覺得無聊，希望早點離開，於是一年時間一到，隔天就跟三濱先生說想去上班。三濱先生聽了原因後說：「不足いうな(不可以抱怨)」，這也是我學會的第一句日文。
出去上班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工廠做女工。白天工作，晚上仍住在傳道廳。上班是輪班制，傳道廳的月次祭可以排假參拜。當時到傳道廳拜拜的有現在南紀福井會長的爸媽，心勇的森本會長，山名的戰前老信者，真明彰化洪會長的母親，真明新營陳會長的媽媽。中南部信者前一晚就會上來。
當時還談不上信仰，只是早晚跟著拜拜，由三濱太太教手舞及樂器。我常想：「我只是傭人的孩子，為什麼這麼照顧我？」當時沒被告知需要御供，既然跟母親在一起，也理所當然在傳道廳白吃白喝。一直到後來傳道廳搬到大直，才意識到需要出伙食費。
傳道廳搬到大直時，我一度想離開，因為到底是寄人離下。但三濱先生說：「妳還是住下來吧。」我考量到現實，憑收入到外面租屋仍然不太夠，因此一直到結婚，前後有6年都住在傳道廳。
到大直後，母親說想去修養科。當時出國不容易，三濱先生幫忙辦手序，就在這時候開放觀光了。我這時工作也遇到瓶頸，於是就一起返回原地。修養科期間住在舊敷島詰所，也就是現在萬代對面的湖東詰所。時間是民國68年4月。
那時候還沒有中文班。我雖然會日文，但教理講話還是太深。因為每天都很早起，想認真聽課也只能持續20~30分鐘就開始睡覺。期間碰到很好的同學，知道日本的天氣對台灣人來說還太冷，特地回家拿衣服給我們穿；知道本部伙食不合口，假日特地回家做炸雞塊帶來給我們吃。
當時因信仰心還不深，修養科期間班長問有沒有人自願做聖勞，我一次也沒舉手過，到學校只想趕快下課回家睡覺。
回台灣後，三濱先生希望我繼續留在傳道廳聖勞。我當時雖然已經找到新工作，但實在難拒絕三濱先生的邀請。
女青年的工作，每天早上早拜，準備早餐，洗衣，送四個孩子去日僑學校的巴士站，再坐車回來。那時逐漸有少年會活動。但也許是還年輕，覺得每天做這些事情很無聊，沒有成就感，再加上母親個性也不好相處，心情變得鬱悶。我心想，脫離的方法就是結婚。於是在回台灣半年多後，隔年2月與現在的先生結婚。先生是我去修養科前，透過一位山名的信者介紹認識的。
到結婚為止我的信仰仍然不深。但那時很奇怪，原本婆婆答應結緍後仍然可以每天去拜拜，婚後卻反悔。但越反對，我想拜拜的心念就越強，早上常常溜出去傳道廳早拜。懷孕時有時候中午很熱，依然走路去傳道廳打掃神殿。傳道廳的生活模式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。
第一次感覺到人的力量薄弱，是女兒俐瑋3歲時罹患盲腸炎。半夜去醫院掛急診，早上主治醫生一看，必須緊急開刀。但開刀後住院一個月，帶回家仍然繼續發燒，回診才知道她的身體裡還有膿。我真希望我能伸手進去她的身體裡把膿清乾淨。
當時的木村廳長夫人幫忙求神，並且告訴我 ：「小孩15歲以前是父母的責任。」還說：「要孝順婆婆。妳已經很孝順了，但要比現在更孝順。」我因與婆婆相處不睦，心理不舒服，每天臉色也不好看。夫人也許都知道才說這些話。
女兒的手術讓我感受到「借貨之理」的可貴，之後對傳道廳的聖勞變得很踴躍。但另一方面，很努力也往往會把聖勞當成工作，努力去完成，也因此會抱怨，跟人產生摩擦，而忽略聖勞的意義。
隨著子女漸漸長大，我漸漸有自己的時間，在木村廳長的介紹下，到交流協會上班。我雖然只有高中畢業，但日文已不輸其他大學畢業生，也因為這些年聖勞培養良好的態度，別人的事情也主動拿來做，薪水很快就一直升。回想起來，只要有付出，種下的種子，在需要的時候神真的就會還給你。
但由於一邊工作又一邊在傳道廳擔任職務，再加上每天必須在小孩補習前做好晚飯，不知不覺就把傳道廳的事情也當成是工作。沒有喜悅的心，忘記聖勞的心情，後來終於罹患了憂鬱症。
患病其間晚上睡不著，沒辦法靜靜坐下，看報紙、看電視都笑不出來，身體很僵硬。我每天都擔心自己有一天會死去。
就在這時候，當時在海外部翻譯課服務的大奧谷(琵琶奧谷會長的哥哥)來台灣出差。
我向大奧谷說：「我很怕死，小孩還小，我自己從小媽媽沒在身邊，我不希望我死了小孩沒媽媽，先生忙不過來小孩很可憐。」
奧谷聽了後，告訴我：「人最糟糕的就是死。但人遲早都會死，只是早晚的差別。妳這麼擔心，但妳不在說不定小孩會更好，因為神會照顧他們。祂是神，一定照顧得比妳好。」我聽了以後心胸頓時開朗起來。
另外，我也透過同事介紹認識了一位名醫，交流協會長官也給我3個月的休養假期。之後吃了一年的藥，憂鬱症得到控制，20年來沒有再復發。
回想起來，以前三濱先生離開時台灣時，還不是真正有信仰心，是經歷一些事情才一點一滴累積起來。當初覺得教會生活無趣，心想以後一定不要嫁進天理教的家庭，但如果現在要我嫁進教會我會願意，因為現在已經可以感受到信仰的喜悅。
我現在真的能感受到，不需要把精力放在賺錢上面，可以把工作的時間去做更有意義的事。